（转载自2005年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吴向宏/文）
　 　 　 　 　 　 　
　 中共中央最近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把“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作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中，调节收入分配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税收政策。反过来，如果税制不公，就会扭曲分配结构。 　　 　

在我看来，过去一段时期我国贫富分化现象之所以加速恶化，原因之一恰恰就是税制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公上面:一是工薪阶层和非工薪阶层之间的税负不公；二是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中的税负不公。 　

　 先说第一个不公。前一段舆论十分关注个人所得税改革，结果发现，中国的1800亿个税中，65％征收自工薪阶层，劫的不是富人，而是中产阶层。这被有些专家称为“贫富倒挂”，反而在加剧贫富分化。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我国个税起征点太低，另有人则认为是我国富人太奸猾，逃避缴税。其实，我国个税“贫富倒挂”的根源，还是在个税的税制本身。表面上，我国实行的是累进税制，亦即收入越高，税率越重。仔细一看税法，原来我国的累进税制，主要落在工薪收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里说得清清楚楚:“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5％至45％”。而个体工商户以及“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企事业单位的所得，“适用5％至35％的超额累进税率”，就比工薪所得低了整整10个百分点。至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等，则根本不适用累进税制，而是采用税率固定为20％的比例税率。 　

　 不妨算个小账:一位身家3.5亿的富人，假设其财富主要体现为公司股票，而股票每年有8％的收益，其中2％是现金红利，则每年该富人的现金分红将有700万元，只需要缴纳140万元的税。最重要的，他还将享有2100万元的股票增值收益，这部分他若不想马上变现，是一分钱也不必缴税的。其总的平均税率只有5％。也就是说，一位身家3.5亿的富人，和一位月收入2100元的工薪阶层，他们负担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是一样的。而一个月薪5000元的员工，其平均税率为10％，是3.5亿元富豪的两倍！这样的税制，岂不是大大的不公吗？它又怎么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缓解贫富分化的作用呢？ 　

　 经济学家早就研究指出:财产(资产)增值，是加速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因为富人的财产总是比穷人多。中国既没有财产税一说，又对财产租赁、转让所得采取较低的固定税率，这无异于在鼓励富人通过大量购置财产而迅速发财。难怪这些年房地产炒卖得如此火爆，养育出了一大批新富阶层。而靠工薪收入度日的中产阶层，却难以搭上这节快速致富的列车。 　

　 再说第二个不公，那就是生产和消费环节的税负不公。我国税收的构成中，增值税所占比例最大，占60％－70％。当前我国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即在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向生产单位征收增值税，无论产品是否已卖到消费者的手中。这种税制实际上是让部分生产者在补贴消费者。即使一项产品最终没有卖出去，它在中间环节也已经缴纳了大量增值税。据有人估算，我国企业每年为此多负担的税收约有200亿元。这部分钱上哪儿去了呢？从行业来看，就是那些“不畅销”的商品，替“畅销”的商品分担了一部分的税；是不景气、低收入的行业和企业，在替景气的、高收入行业和企业缴税。而从整个社会来看，就是全体生产者，在补贴全体消费者。其后果就是:一个人消费得越多，他就越占便宜；一个人生产得越多，他其实就越吃亏。一言以蔽之，这又是一种“穷人补贴富人”的税制。 　

　 因此，如果我国政府真心想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就必须痛下决心，大幅度改革税制。包括:大幅度降低工薪收入的最高税率，对其它各种所得采取累进税制，征收财产税，将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当然，实现共同富裕，还得靠提高就业，为此还应当考虑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尽快实现内外资所得税并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