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06年6月9日《南方都市报》鄢烈山/文）

社会治安是当今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如今各地城市报纸“社会新闻”版，哪个稍大点的城市不是每天都有劫案或命案发生？有朋友说，广州怎么总是“兵荒马乱”的，要我比较一下京沪穗三大城市的管理。我看广州与京沪不好比较。北京是“政治首都”，历来对外来务工者和流浪人口管得严，一年总有几次“清理门户”；上海是“经济首都”，政治性节日或活动一般不“清理门户”，但它与北京一样，就是一个直辖市，不像广州是个流动人口大型中转站和集散地。

我的潜台词是，流动人口越多，治安管理难度必然越大。像广州火车站，鱼龙混杂，初来者容易上当受骗受讹，去者神龙见首不见尾，肯定更吸引“冒险家”。但是，像巴黎、伦敦乃至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人口”更多、成分更复杂，为什么治安状况不是那么可怕？最直接的答案是：中国的“外来人口”中确有一批命贱得**（不是说宠物）不如的人，他们看着“别人”灯红酒绿，自己却找一份养家活口的苦工而不得，心理本来就难平衡，邪念一生、恶人一拉就会铤而走险干危害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事；所以，中国的恶人如今是特别残忍，不仅要钱还要命，动辄伤人。

这种状态的产生，从宏观的层面上看，无非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农民社会地位低下，义务教育迟迟没普及、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与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血汗工厂”的存在、农民工合法权益没得到制度性保障，失业、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全覆盖……在人多活少的中国，这诸多因素造成了一批无业的“绝望人群”，“生不如死”的感觉使他们较易产生报复社会的恶意。这种状态邓小平早有警告。他说，如果造成两极分化，就会产生民族矛盾、区域矛盾和阶级（我们现在说的好听点叫“阶层”）矛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共中央这几年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全社会共享改革成果。

然而，这是从大局看，而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不可能等到多年后治本了，再来解决当地治安问题。

我没有到过东莞，但听说这个由县升格的地级市，工厂林立，实际人口早逾1000万，外来工是本地户籍人口的6倍多，不免担心那里的治安比广州更难管理，状况更差。

读了6月8日出版的《瞭望东方周刊》上的“专访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治安搞不好，就要承担责任》，不禁感到欣然。刘志庚同志对当地治安问题显然高度重视，他最关心的、也是当地群众和外来者最关心的，是“安全感”；市里将改善治安列为今年要办的10件实事之首。作为“一把手”，他自己定的调子很高：“连治安都搞不好，党和政府哪里来的威信？”这是句大实话，老百姓爱听，说起来也容易，做起来却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和智慧。

我想，东莞市公安局、市社会治安“综治办”、团市委联合开展“维护社会治安志愿者筑城行动”，招募万名热心青年参与维护治安，应当是实现改善东莞治安目标的一个重要措施。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此次招募志愿者主要以广大外来务工者为主”。

是的，招募志愿者维护治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说古代的村坞寨堡如何保家护舍的了，就是在这50多年里，哪个地方没有动员居民自保的？30年前我在农村时，就参加过民兵连，晚上扛着梭镖巡逻；今日华西村、南街村还有“民兵营”在干治保的事。上海市多年来一直有戴红袖章的工人或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参与治安管理。东莞市自然也少不了协助警务的治安员。但是，明确提出招募外来工参与维护治安，它的社会含义，应当是相当深刻而重大的。

它传达的是一份信任，一种期待，其善意毋庸置疑。而这份信任与善意，对于化解外来工被歧视的疏离感和敌意，对于他们建立对东莞的认同和归属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信任建立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用刘志庚同志的话说：“流动人口在户籍地通常都是安分守己的……东莞有今天，离不开这些外来工，未来发展也要靠他们。”怎能设想，排斥众多外来人口，将他们当潜在的盗贼防，能建设“和谐东莞”？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弥平户籍上的歧视是迟早的事。而这种改变何妨从招募治保志愿者这种具体的事情开始？